2019年3月5日，“葬礼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凡人，就像标点符号一样，无论以感叹号、问号、还是句号结束，它们都为我们的生命、为人类带来了意义。”
爱尔兰裔美国人托马斯·林奇（Thomas Lynch）是密歇根州米尔福德镇的殡葬师。他从业四十余年，每年要安葬大约两百名死者。他的父亲和兄弟也都是殡葬师。这些特殊的经历，成为林奇创作的源泉。他用诗歌阐述生命中的爱和悲伤，用细微的洞察力写出令人笑中带泪的散文。
林奇出版过数部诗集，他的散文更是让他在世界文学圈崭露头角。散文集《殡葬人手记》曾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，2006年被翻译成中文面世。它的姊妹篇《酗酒、猫与赞美诗》获得“大湖图书奖”，被评为《洛杉矶时报》年度好书，它的中文版于去年底发行。
谷雨：你是殡葬师，你的父亲和三个兄弟也是殡葬师，现在你的孩子也从事这个行业，你从小就决定“子承父业”吗？成为殡葬师需要经过哪些学习？
林奇：1971年开始我决定从事“家族产业”，因为这份工作很稳定。这样我就会有更多时间读书写作，而且这份工作能为我的写作提供素材。我对各种各样人的经历很感兴趣，和在特殊处境中的人相处，对我也是一种激励。
同时我很熟悉殡葬业。在大学里我进修了英文专业，然后去殡葬学校学习社会学、心理学、生物学等课程，当然还包括一些例如如何处理尸体之类的实践课。之后在拿到殡葬执业资格许可证之前还需要到殡仪馆实习一年。
谷雨：你平均每年主持200次葬礼，是离死亡最近的人，你会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不同么？
林奇：作为殡葬师的儿子，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所有人都会死，死亡是人类的特征之一。存在只是短暂的美丽。对死人而言，死亡没有任何意义，死亡只对活着的人有意义。
谷雨：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？是谁给你的启发？
林奇：我一直都很喜欢阅读，写作和阅读相辅相成。在读了很多书以后，我决定自己动笔写点东西。同时我一直很喜欢“听书”，喜欢听文字被朗诵时的音色和旋律。
我在大学的英文老师迈克尔·艾弗里姆（Michael Ephraim）给我很多启发，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活着的诗人，已经出版了近10本诗歌集，是我的人生榜样。我会把我写的诗给他看，听他的建议。除此之外，我也喜欢叶芝、杰拉尔德·曼利·霍普金斯、艾米莉·狄金森、威廉·华兹华斯和美国诗人埃德温·阿林顿·罗宾逊的诗歌。
谷雨：你曾说，一场好葬礼如同一首好诗，诗与葬礼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？
林奇：诗歌要遵循某种格式，即一些传统，比如，要讲究押韵、音节和行数等。葬礼也如此。比如在爱尔兰，人们会把死者摆放在厨房，亲朋好友过来悼念并慰问逝者家属。几天后，经牧师祷告，尸体将被埋入坟墓。葬礼必须在当日中午之前结束，之后人们会聚在厨房里吃东西，然后回归各自的正常生活。
谷雨：怎样才是一场好的葬礼？
林奇：无论哪个民族、什么宗教信仰，或在任何地方，葬礼的目的都是让死者到达“应该去的地方”。一场好葬礼的核心是让活着的人参与这个仪式。因此，葬礼本身通常很直接，即埋葬、烧掉死者尸体，或将尸体放在山顶上，让鸟儿吃掉。这些仪式帮助人们通过象征性的、隐喻性的、或宗教性的方式给那些已经发生的无意义的事情赋予意义。
动物死去，它们的同类不会做任何事情，而人死去，其他人会停止正在做的事情，为死者举办葬礼，将尸身埋进墓地，对他进行纪念与缅怀，这些都是人性。
谷雨：《酗酒、猫与赞美诗》和《殡葬人手记》这两本书被喻为姊妹篇，它们如何诞生，有怎样的联系？
林奇：这两本文集存在顺承关系。最初诗歌杂志的编辑约我写一些散文，觉得读者会喜欢。当时《伦敦书评》的主编兼作家约翰·兰彻斯特（John Lanchester）看到这些文章，他很喜欢，并建议我出版。于是《殡葬人手记》诞生，并且卖得不错，编辑建议我再写一本。写《酗酒、猫与赞美诗》时，这些散文我知道最终会被出版，而写《殡葬人手记》时，目的很纯粹，有种纯创作的快感。
谷雨：这两本书中都有你对生老病死的感悟，有些观点充满哲理，如何具备这种思辨能力？
林奇：我也不知道，当你“在深水里游泳时，你肯定会湿漉漉的”。对于一个家庭而言，死亡就是深渊，一个人的死亡只会发生一次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，这本身就像是哲学。
谷雨：你的文字有一种“冷幽默”似的嘲讽风格，这是对工作中的“黑暗”和“悲哀”的一种排遣吗？你的同事会读你的诗吗？
林奇：哭和笑没有区别，都是一种情感释放。我认为开怀大笑和痛哭流涕需要吸入同样分量的空气。有很多关于死亡的问题既有趣又充满黑暗和压抑。关于性也是如此。如果你看色情影片，可能会认为“好看的人好像做得更好”，但用专业视角评价，这个观点就很可笑。我同事大都知道诗歌重要，但他们不读诗。没关系，诗人大都很自恋，也不会关心谁会读他们的作品。
谷雨：爱尔兰文化如何影响你的写作？
林奇：我经常去爱尔兰西海岸的乡下，那里的人和社会对我影响很深。在那里，每当有人去世，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：有人做炖菜，有人准备护柩者的衣服，有人安排葬礼，有人打扫房间，有人负责邀请亲戚。
葬礼结束后，每个人继续正常的生活，但他们不会停止谈论死者。这与美国文化大相径庭，一旦某人病入膏肓，人们就会停止和他交流、避免提及有关他的话题，等他死了，人们更会远离。因为美国人喜欢热闹，而不喜欢悲伤，但我认为这两种体验都很重要。
谷雨：书中，你对生死的思考带给人们很多启发，你希望人们从中获得怎样的正能量？
林奇：如果这些书帮到某些人，我很高兴。美国制片人艾伦·鲍尔（Alan Ball）曾对我说，“我将死亡视为人类的自然延伸的方式，这使我更容易面对自己妹妹、母亲和父亲的死亡。”这对我而言是很高的赞誉。
谷雨：亲近的人去世后，我们如何从阴影中走出？
林奇：当你在乎的人去世时，如果能帮着做一些事情，会让你的心情变好。无论是出席葬礼，还是协助筹备葬礼，或是坐下来写信给逝者的遗嘱，这些事情都可以转移悲伤。
我们镇上有一个女人，每当有人去世，教堂就会请她去做饭——“她因悲伤而做饭”。你几乎可以通过她烹饪的食物了解她对逝者的感情。她会在最亲近人的葬礼上做草莓大黄派。
葬礼像是个大舞台，人们要在葬礼上扮演好各自的角色，各尽其职，包括抬尸体、挖坟墓、做炖菜、听寡妇哭诉等，表现各自的友爱、和睦、不信任或仇恨。这些传统很重要，也是物种的天性。
谷雨：你怕死吗？活着的人应该从死亡本身学到什么？
林奇：当然怕死，所以我不会去蹦极、滑雪，很小心的开车，开车时系安全带，注意饮食……生命只有一次，我尽量不去冒险。
人们应该接受死亡会发生。知道自己会死和不去想自己会死，这两种人对生活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意识到死亡，某种程度上会令我们对自己、对别人更负责任。
谷雨：宗教信仰是否有助于减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？
林奇：我有时信教，有时不信，我觉得爱神在掌管着一切。我不知道人死后会发生什么，但写作能令人“永生”。作者去世了，他的作品永存。在爱尔兰诗人谢默斯·希尼（Seamus Heaney）的葬礼上，我朗读了他的诗，感觉他似乎还活着。艺术作品的生命比艺术家的生命长久，所以我们要努力在世间留下一些痕迹。
